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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46号文为肇开始，中国体育产业改革的春风吹起。2016年，在政策层面，中国体育产业进一步明确了“十年5万亿，五年3万亿”产业规模的发展目标。各路资本也加速在海内外收购和布局体育产业。在市场经济新语境之下，体育产业参与者也面临着属于他们的时代命题，比如资本如何进行下沉开发和持续化发展？以竞技体育为核心的赛事、版权和俱乐部的运营，有何得失？在资本寒冬下，体育产业的创业者的路，又在何方？

在此背景下，财新网举办了第二届中国体育产业论坛：热潮下的思考，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、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、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、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董事长姚明等莅临了本次会议。

以下是本次论坛部分嘉宾的观点节选：

王健林的小目标：到了2020年万达商业要实现十亿或数十亿的收益

包括相关产业在内，体育产业在全世界的总规模为大概2万亿美元左右，全球从业人员接近1亿人。近年来，体育产业逐渐呈现出四大发展趋势，王健林认为体育产业正在与商业、传媒、旅游、国家或城市的发展相融合。以体育产业和商业的融合为例，从赛事冠名、服装赞助、形象代言等，商业已经渗透到体育运动的方方面面，体育运动要为商业服务，商业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体育。现在，重大赛事都要考虑在全球各地播出的时间来做相应调整。比如欧洲职业足球联赛要考虑亚洲收视时间，要把比赛放在中国收视时间来打。因为中国是其赛事转播版权重要的买方，有大量的消费群体。

但是和欧美发达的体育大国相比，我国的体育产业较为落后。落后变现在三个方面，一是差距巨大，二是体制落后，三是体育赛事少，人们的体育幸福指数偏低。以差距巨大为例，王健林谈到，体总局公布称中国的体育人口只占到总人口比重的30%，而真实数据有可能更少；而相同的数据，美国为75%，日本为70%。就体育总量来看，美国的体育产业（仅包括体育赛事、体育经济和体育传播三个方面）总量接近5000亿美元，占GDP的3%，日本的这一比例为2.6%，而中国的体育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仅有0.7%。在人均体育指出方面，中国的人均体育支出大概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，只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。

基于此，王健林表示万达体育将继续扩大与国际组织的合作，继续进行海外体育优质标的并购，继续引进重大的国际赛事。在最后，王健林还谈到了万达体育的盈利目标：到了2016年，我们全球合并报表实现比较好看的盈利；2020年的净利润至少要做到10位数，或者几个10位数，最终使万达体育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市，给中国资本市场奉献一个极其优秀的，具有唯一性、高价值、有持续盈利前景的优秀公司，这就是我们做万达体育的一个目标。

王石：用Uber思维盘活存量体育人口

王石认为，虽然目前中国体育产业水平不高，但在中国，体育产业的发展时机已到，已成为必然趋势。

“马拉松在中国很火，我也发挥了一些作用。”王石笑言，在万科推广乐跑项目的过程中，中国马拉松项目数量从14个快速增长至150个。“体育产业市场巨大，不必再纠结体育投资是否会昙花一现。”

王石还表示，中国人聪明，善于学习，而且肯干。“有了这三条，没什么事情干不成。”同时，王石还指出，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需要变革。现阶段，举国体制的体育培养制度，缺乏商业化，国际竞争力不强。

和王健林的看法不同，王石认为中国体育人口很庞大，但体育教练的利用效率很低。他建议，体育产业从业者可以学习Uber思维，用互联网技术盘活存量运动人口，发掘存量经济的活力等。与房地产企业需要拼规模不同，王石认为，体育产业的公司需要“小而美”，做好细分领域的垂直和深化。

魏纪中：政府不放权 体育产业难发展

在会上，魏纪中发言称，政府部门要支持体育产业，就是要放权、放稀缺资源、放部门利益，否则体育产业难有顺利发展。魏纪中认为，体育产业中的企业，应该是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，不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，“说到底，这是一个薄利行业。”

他指出，政府体育职能部门的工作，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，让群众对投入体育，从乐趣发展到兴趣。“体育产业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，而是怎么做。怎么做的问题有两个层面：政府层面，和包括企业层面的社会层面”。当前，“主要的障碍在政府的层面，不在社会的层面。因为社会的层面它是自担风险、自负盈亏的；而政府的层面不担风险，而且还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。虽然现在像足协已经与体育总局脱钩了，但是还是那批人在做。”“政府应该做好守夜人的角色，防止资本的过度积累，社会权利被过度垄断，但其他微观层面可以放任不管”。

魏纪中还借鉴了吴敬琏12月3日在财新峰会上发言的观点：现在改革顶层设计是好的，方向也明确，也有路线图和时间表，但执行层不行。魏纪中认为，体育行政部门的“执行层不行”的两个原因有二，一是思想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市场经济的概念只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实用主义工具；第二，体育产业催生了部门利益，需要从上、从下共同努力打破。这就意味着上面“更高层的人说不能这么干，下面的人要促进，向政府、向体育总局、向发改委要政策。”

姚明：合理的利益二次分配才是长久之计

姚明在会上表示，自从2014年46号文件到现在，有两年时间了，总体情况是乐观的。在接下来两年，体育产业也好，体育事业也罢，都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。“只不过，很多事情有很多不确定性。这些不确定性，我们怎么看待？更多是看风险，还是看它带来的可能性？怎么把控？现在，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分歧恐怕更大。”

此外，姚明还谈及赛事IP的利润分配和机制改革问题，“如果联盟赚钱但是俱乐部赔钱，绝对不是长远之计。”至于什么才是赛事IP和俱乐部运营的长久之计，姚明认为：“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利益的分配。包括整体赛事和参赛，不管是俱乐部也好还是运动员也好，利益分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里面如果没有合理的二次分配，从常理来说，缺乏了参赛的运动员，整个赛事也会垮台。”“不管世界杯、欧洲杯还是NBA，据我了解他们做的是合理的。我们这方面也应该加大研究，使大家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，使赛事可以持续发展。”

至于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对比，姚明认为，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面，有更多稀缺的资源，包括部门的利益和赛事创新的社会保障资源。“因为体育赛事它是公共资源，公共资源的举办会用到公共交通、公共场地，安保等资源。在过去的一套制度和秩序，被40号文件以来的一系列观念所慢慢改变之后，新的秩序的建立，还需要一些探索。”

姚明表示，这些探索到最后，一定是由双方博弈出来的，最后一定是形成大家相互都可以接受的结果。“很难说有哪一方面完全把控。现在总体来说，是一个行政力量松散，而创业力量或者发展力量更强劲的局面。”